张跃然这场讲座有人能找到相关文字或视频存档吗？

Zelenacze

在他一篇叫《我做的研究，到底有什么用？ 》的文章中看到这样一段话产生兴趣

我一开始的研究问题是「房（地）产税的政策制定为何陷入停滞」，但在几经试探之后，还是无法掌握相关材料，只得作罢。另一方面，2011年重庆和上海两个城市开启的房产税试点，我一开始只是当做背景信息梳理。但深挖下去之后，却发现这一试点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实则大有文章。重庆和上海两地的税制设计和征收方式，虽然都以「房产税」为名，但其实完全不同。顺藤摸瓜地探究下去，我进一步发现，重庆的征税模式，其内在逻辑和当时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实践高度一致。这一波房产税试点之所以出台，很大程度上是这一系列实践带动的结果。

于是按图索骥得知有过这么一场讲座，不过互联网搜索只发现预告的存在。所以来论坛问问

讲座回顾 | 张跃然：政治竞争与征收房产税的两种模式2020.11.11文： 社会学系图： 社会学系2020年11月11日中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张跃然应邀来到我院，在崇德西楼412室作了题为"政治竞争与征收房产税的两种模式"的分享，我院多位老师和同学参加了此次学术沙龙活动。

首先，张跃然分析了重庆与上海“房产税”在宣传口径、税制设计、征收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接着，率先提出了作为“大众动员”的重庆模式，并引出了重庆为什么要做房产税的试点与“大众动员”如何体现在房产税上这两个问题。针对这两个问题，张跃然依次提出了“重庆模式与政治竞争”与“重庆模式与房产税”的观点。然后，张跃然详细的从“中央财政官员的工作”与“政治竞争的压力”两方面介绍了上海为何会加入房产税试点及上海房产税的设计与出台。最后，张跃然详细介绍了关于本研究中涉及的3个理论。
在张跃然分享结束后，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与他就本次分享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至此，本次学术沙龙活动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http://ssps.ruc.edu.cn/index.php?s=/Index/news_cont/id/1540.html

曲无忆—

我只找到篇可能有部分相关的文章

从“重庆模式”到强国心态：习时代的“消极革命”如何重塑中国政治|端传媒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野兽按：总是非常遗憾因为生存需要，端传媒变成了一份付费独立媒体，这也影响了她的影响力的扩展，活着和使命有点两全呀！推荐了多位朋友成为端传媒的会员，不过还是希望端传媒能有更多的受众，用事实和观念改变华人世界，形成新的文明共识。随着世界主流媒体成为权力和资本的附庸，宝瓶时代以个人自媒体为代表的另类新闻媒体兴起，但保有新闻理想的独立媒体的作用是个人自媒体没法替代的。在金牛年，祈祷端传媒和mattters继续脚踏实地，创造富有价值的精神产品，活得越来越好。




从“重庆模式”到强国心态——习时代的“消极革命”如何重塑中国政治
今天的政治秩序，依然秉持“威权”和“新自由主义”，但却不能说是完全“去政治化”的了——相反，拜“重庆模式”所赐，现体制已经灵活掌握了众多“再政治化”的动员技术。

吉汉

2020-08-12 端传媒


插图：Rosa Lee


【编者按】全球格局加速断裂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被抛在历史的身后感到手足无措，认知的更新难以追赶现实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面对的国际孤立与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高压，又像是一对镜像，将众人的命运映射其中。近期，我们推出中国政治问题的系列重磅文章，来试图理解这趟加速的列车，何以驶向如今的轨道。 已经发表的文章包括，加速主义：作为一种严肃的政治（抗争）立场 ，以及毛主义向何而生？从工运学生到新左派汪晖的“革命者人格”论。

今天，我们推出的是对中国自2012年之后的政治转型的分析。人们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体制有诸多激烈的批评，“专制”、“极权”、“失控”⋯⋯且其屡屡呈现于中美脱钩、香港管治内地化、而国际博弈未分高下的现实之中。这与他的前任截然相反，也与习上任前一些观察者的预期相反。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是习个人的问题吗？是否也有可参考的历史脉络？答案很多，本文尝试从其中一个角度回答。

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2012年之后中国的政治转型十分剧烈。许多中外论者都考察过这一政治转型的各种表现，也使用了各种术语去概括它——“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集权化”、“保守化”、“一元化”等等。相比之下，少有人讨论这一转型为什么会发生、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即使有这方面的讨论，也往往将转型的发生归结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因素。


2012年9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宴会。摄：Feng Li/Getty Images
对于“转型为何发生”这一问题的关注缺失，非常不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尤其要考虑到，2012年之后中国的政治转型，其实是出乎大多数人预料的。在习近平刚刚接班时，坊间大多认为他是开明的领导人，甚至把推动政治改革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但随后的事情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换句话说，“转型为何发生”是个让一些观察者感到意料之外甚至有悖常理的巨大谜题，因此也就更有讨论的价值。

要想理解“转型为何发生”，需要我们用一种历史性的视角梳理当代中国的政治脉络。这一脉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是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几年的中国政治版图中，这无疑是最具震动性的政治事件。本文结合政治社会学研究者张跃然新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讨论“重庆模式”究竟是什么、这一模式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什么关系，并对他的研究发现进行引申，指出“重庆模式”如何成为推动习时代政治转型的重要力量。

以大众动员为核心的“重庆模式”
一提起“重庆模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唱红打黑”，并会联想到国家暴力和压迫手段的大幅度扩张。“打黑”自不必说，是薄熙来用暴力方式打击地方精英、排除异己的手段；而“唱红”——高频率、大密度地举办动辄上万人参与的集体唱红歌活动——似乎也仅仅是用强制手段让人们不情不愿地参与政治作秀而已。再联想到薄熙来在重庆破坏法治、将发表异见的网民劳教等种种行径，更让人感觉所谓的“重庆模式”不过是高度威权和国家暴力的大范围使用。

但如果仅仅将“重庆模式”视作威权和暴力，就很难理解一个事实：薄熙来主政期间在重庆当地民望极高。包括BBC和路透社在内的多家外媒发现，在薄熙来倒台之后的几年里，重庆人——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对薄十分怀念。《华盛顿邮报》甚至报导，在2012年5月，也就是薄下台的几个月后，重庆人曾计划以集体请愿的方式为薄讨回“公道”。薄熙来在重庆的高支持度，显然是难以用威权和暴力解释的。

公允地讲，“重庆模式”的核心并不是通过暴力来彰显权威，而是通过全方位的、面向社会各界的大范围民众动员，让民众在政治参与中形成对地方政府和领导人的认同。这种政治参与，当然主要是指政府组织和控制的政治活动，但在政府允许范围内，也为民众的自发性留出了一些空间。对于大众动员和政治参与的强调，体现的是这样一种理念：只有当民众亲身投入到政治活动中来，才可能形成相对牢固的政治认同感。

“重庆模式”的大众动员，与一般常说的“运动式治理”是不同的。前者的动员目的是完全政治化的——重塑民众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让民众成为认同政府的政治主体。
“重庆模式”的大众动员，与一般常说的“运动式治理”是不同的。后者的动员对象往往局限于官僚国家机器内部，而前者动员的是社会各界的民众；后者旨在通过动员完成某些行政目标，而前者的动员目的是完全政治化的——重塑民众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让民众成为认同政府的政治主体

。


https://matters.town/@philosophi ... j32zmvwumxcmqidq574